戴勝益＆許文龍

一個老企業家講的兩個故事，帶出了兩個關鍵忠告，把一位不斷創業的失敗者，變成了成功又柔軟的集團管理者。講故事的人是奇美集團創辦人許文龍，聽故事的，則是王品集團董事長戴勝益。

十七年前，戴勝益離開家族企業，憑著好人緣借來的一億六千萬元，他創立了自己的第一個事業「BB樂園」，他腦筋動得快，打出騎鴕鳥做宣傳主軸，這個噱頭馬上吸引大批遊客，第一年就替戴勝益賺進一億元。

「管」員工，慘賠一億

機會卻變成災難的開始，「那個時候，我以為員工就是要用管的，」戴勝益說，為了維持樂園的榮景，他眼睛一醒來就工作，看到什麼事情不對，馬上發脾氣，他每天制定越來越多的規則，希望用執行力維持樂園的榮景，結果卻變成他一個人和全公司對抗，「人事非常不順，」他回憶，由上而下的「管理」，讓員工只把上班當成賺錢的交易，第二年，他想向外複製樂園的成功經驗，卻沒人告訴他，大眾的新鮮感早已消失，第二年，他虧掉兩億元，從淨賺一億，變負債一億元。

「有段時間，我覺得人生很沒有希望，」戴勝益說，他接著創業九次，卻無一成功，有段時間，戴勝益每天最快樂的時間，是下午三點三十一分，因為所有的票子都順利軋進去了，但第二天，他又得發愁，今天該怎麼辦。

一 九九三年，第十一次創業，戴勝益已經沒有當年一砸就是上億的「雄心」，他花了二百多萬，在台中開了第一家王品牛排館，他知道要做好牛排生意，就必須做好服務，他特別請來大型連鎖餐飲店做教育訓練的經理，來訓練王品的員工，只是，該給員工多大空間，他不知道範圍能放到多大。

懂分享　工作目的是幸福，不是累

困惑中，戴勝益想起，他退伍的時候，最欽佩的就是奇美董事長許文龍。他最欽佩許文龍的地方是，他每星期只進公司兩個早上，不但事業成功、守法，而且贏得別人的尊敬，「他跟他們公司的人說，你們工作的目的，不是要累得要死，是要在這裡得到幸福。」

他想不透：怎麼樣才能成功，又幸福？一九九九年底，戴勝益包了遊覽車，帶王品的員工到奇美，親自跟許文龍請教成功的秘訣。

許文龍問所有人，「出海釣魚，釣到幾條魚最快樂？」大部分的人答，釣滿滿的一魚簍最快樂，有人說剛剛好最快樂，許文龍卻說，「大家都一樣多的時候最快樂」，因為如果你釣得滿滿一簍，其他朋友卻只有二、三尾，別人會快樂嗎？同行的朋友不開心，你快樂得起來嗎？

許文龍再問大家，「你們知道現在獵人怎麼抓猴子嗎？」大家搖頭，許文龍解釋，現在獵人很聰明，會在瓦罐裡放猴子最愛吃的炒花生，罐口很小，抓住了花生，猴子的手抽不出來，不肯放掉手裡的花生，最後卻落入獵人的手中，變成最大輸家。

第一個故事，讓戴勝益確定分享的重要，他想，如果一個公司的成就，所有人努力的結果，最後都是被老闆拿走，不就像釣魚卻只有自己滿載而歸一樣，其他人怎麼會甘心，又怎麼會認同這個公司？

懂捨得　分紅制度，鼓勵員工展店

第二個故事，戴勝益領悟到的是如果不能捨，最後可能會連最重要的根本，都一起失去。

拜訪完，許文龍請他們去用餐、參觀美術館，戴勝益悄悄問其中一位執行長，許文龍究竟是什麼樣的老闆，「他不會在背後給你暗算，如果有什麼事，他一定會給你最大的支持。」對方說。

之後，戴勝益把更多分享的精神，落實在王品的制度裡。

之前他只是打下加盟店的基礎，但拜訪許文龍之後，他開放讓員工分紅，分享公司的利潤，一家店獲利只要超過一定水準，每個月結算獲利中的二三％會分配給該分店的員工。

如果店長願意跳出舒適圈向外展店，不但能分到新店一一％的利潤，還能保有原店五％的利潤，以前利潤一年分享一次，現在只要這個月分店賺錢，下個月該有的利潤就會入帳到員工戶頭裡，員工向外拚鬥的企圖心因此大增。

用分享鼓勵員工向外拓展品牌，王品快速進入多品牌擴張期，從二○○一到二○○六年，王品新增了七個品牌，王品花五年時間，才達到第一個年營業額十億元的紀錄。在建立分享制度後，卻只再花了八年，業績就增加了三倍，突破新台幣四十億元。 為了讓員工幸福，他在公司內推動「三百計畫」，希望員工一生中能遊百國，增加見識；嚐百店，增加自己在餐飲業的知識；登百岳，建立自己的膽識。戴勝益還希望員工能多運動，增進自己的健康。

再回過頭看第一次創業的經驗，他發現當時只知道由上而下的管理，卻不知道帶領員工的重要，他分析，那個時候什麼事都怕員工知道，不願意公開，也沒有分享制度，員工看不到前景，把上班當成一種交易，自然不會把公司當成安身立命的地方。

「以前我只知道要治軍嚴謹，後來才知道，如果你不是有很強勢的資源，你治軍嚴謹看看，你一強勢，聽到的聲音馬上少一半，另一半的話也是有目的。」戴勝益說，「如果一個老闆孤軍奮鬥，這個老闆就做不久了。」

「現在，我一年也難得生一次氣。」戴勝益笑著說，採訪前一週，他才剛從北歐度假回來，他不再像過去忙得焦頭爛額，事業卻持續成長。許文龍的忠告，是幫助他學會分享，最重要的一堂課。

從李家同想到林義雄

2010/1/19【聯合報╱社論】


李家同教授十七日在本報「名人堂」發表專文《南韓能輸出核電廠，台灣呢？》，令人想起林義雄十餘年來為「核四公投」經常在街頭出現的苦行身影。

李家同與林義雄二人的氣質似有相近之處，皆是痌瘝在抱、悲天憫人的人道主義者；但二人也有根本的差異，李是公共知識分子，林則是政治人物。

比較李林在核能發電觀點上的差異，足堪發人深省。林義雄對核能發電持否定及反對立場，引據許多科學論證來證明核能的危險與可能造成的社會負債；且又將「反核」與「公投」聯結，形成一個人權與人道的政治公義論述。「核四公投」與「林義雄」已是同位語，也幾是同義語。李家同則是科學家，對核能的負面論證應亦通曉，但在專文《南韓能》中，將南韓與美、日、法等國競爭下，能取得為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總額四百億美元的核電廠建造合約，視為震動世界的工業與科技成就。其實，台灣與韓國在核能發電上同於三十年前起步，且台灣一度曾超前領先；如今，李家同卻問：我們落後南韓如此之多，能不羞愧嗎？

李家同是少數「白手起家」且極具聲望的公共知識分子，他從未依附在社團或政黨之下，憑著伏案一個字一個字地書寫，在社會上建立了自己的旗幟與品牌。起初，他關懷的主題是人道主義，而且是德蕾莎修女及遠藤周作的《深河》中那種無國界無族界的人道主義。接著，他大力鼓吹教育，親自為貧窮學生教授英文；給人知識，使人不受蒙昧之害，即是人道。最近幾年，李家同的話題又轉往科技及產業；若尚未看過《南韓輸出核電廠》一文者，應當一讀。

林義雄的特質亦在強烈的人道主義，他與李家同不同之處則在其人道議論皆與政治綑綁在一起。林義雄有三大主張：一、《台灣共和國基本法草案》，可謂是從人道觀點為台灣的國家定位找出路；二、單一選區兩票制，據稱著眼點之一是為了使「外省籍候選人」減低當選機會，以平緩族群衝突的社會痛苦，亦有其人道觀點；三、核四公投，這當然也是出於人道主義的主張。

前文曾說，林與李的最大差別是，林為政治人物，李是公共知識分子。林義雄的三大主張，《台灣共和國基本法》、單一選區兩票制，雖皆有人道蘊涵，卻是被政治意識綑綁的人道主義。至於反核四，終於在二○○○年十月，挾持總統陳水扁作出停建的主張；但核四停建竟成為陳水扁日後政經危機的肇端，且停建核四又根本未經「公投」同意，更是與林義雄反核的公義訴求自相矛盾（陳水扁執政，從未發動核四公投）。若「公投或不公投」是由政治權力決定，那麼，「反核或不反核」及「停建核四或不停建」，如何可由赤裸裸的政治權力決定？

李林二人皆有理想，有熱情。但救國濟民，除了高擎理想，也須顧及現實；除了懷抱熱情，也須具備知識。當林義雄擱置了「公投」，經陳水扁的權力之手即停建核四；那些對核能發電有相對看法者，只能無言地接受政治權力的專擅。然而，核能發電究竟是一個權力的議題？還是一個知識的議題？在林義雄率眾反核苦行，及李家同向坐在床頭看報的讀者溝通之間，國人該聽誰的？何去何從？

其實，李林皆是社會中不可或缺的角色。林告訴我們對核能的警戒，李告訴大家在現實與知識上的相對選擇。核能發電如今又有回潮的趨勢，這雖不能稍減人們對核能的顧慮，卻也顯示了反核在知識上並未成為政治或政策的必然選擇。法國的核能發電已逾總發電量的八十％，比利時六十％，日本三十四％，瑞士四十二％，連美國也逾二十％，而台灣僅占十七％。試問：那些國家有沒有林義雄？有沒有為林義雄停建核四的陳水扁？

韓國不只將為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興建核能電廠，三星集團也已承建完成世界第一高塔杜拜哈里發塔。台灣究竟是否繼續要將人道主義及愛台灣的熱情，與政治的意識形態綑綁在一起？還是應當闡發德蕾莎與《深河》那種無分別心的人道情懷，從振興教育、科技及產業，來愛這塊土地？
伏案振筆的李家同，街頭苦行的林義雄，皆是熱情的人道主義者，都受社會尊敬。但是，有理想，也須顧及現實；有熱情，也須具備知識。尤其應當注意：挾持政治權力的人道主義，極易變質；包藏意識形態的愛鄉土熱情，必定扭曲。

李家同：南韓能輸出核電廠，台灣呢？

【聯合報╱李家同】

我們一直認為台灣和南韓是平起平坐的，大家都屬於亞洲的四小龍。可是南韓恐怕已經不是小龍了。外電報導，南韓最近和迦納簽約，替這個國家建造房屋，這個合約價值一百億美元。幾天以後，南韓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又簽訂了一個合約，替他們建造核能電廠，總額四百億美元。這紙合約，來之不易，因為競標者還有日本、美國和法國。南韓是第六個輸出核能電廠的國家。我們落後如此之多，能不羞愧嗎？

南韓能夠輸出這種技術，絕對震驚全世界，也使南韓躍身國工業大國了。可以想見的是，南韓國會有接二連三的驚人表演。

台灣叩應愛政治 科技被忽略

我們評估一個國家的工業水準，常看這個國家能不能製造半導體儀器，看來，南韓很可能在最近就要推出半導體儀器設備了。
核能電廠是一個相當複雜而龐大的系統，南韓能夠輸出這種技術，不僅表示已經充份地掌握很多零組件，也掌握了整合大系統的能力。

有關南韓核能電廠的新聞，國外媒體無不大肆報導。誰都知道，那個國家有高級的工業水準，就在國際上有影響力，這個國家的經濟也就會蒸蒸日上。但是，在我國，全國上下，幾乎沒有人對這個新聞表示意見。大家熱烈討論的是台北一○一大樓跨年煙火的英文字是否恰當。

我們並非沒有電視政論節目，但大家討論的都是與政黨有關的政治議題，而不是真正的國家大事。所以大家熱烈討論應不應該和大陸簽訂經濟貿易架構協定，而忽略我們究竟有什麼值錢的產品可以賣給大陸？需知，大陸已經能自製高速鐵路了，也將在幾年內生產中程噴射客機，我們為何不提高警惕呢？

韓有野心下苦功 十年熬出頭

我們和南韓最大的不同，乃是在南韓有野心，也有耐心。他們整個國家老是想做領先者，也肯很有耐心地下苦功，十年寒窗下來，也真的出頭了。最近，外國某大報討論３Ｄ電視的可能性，訪問的對象已是ＬＧ的專家。我們並非沒有優秀的工程師，但國人毫無野心，又無耐心，研究計畫都是要在短時期內要有結果的。如此下去，將會越來越落後於南韓。

我曾將南韓輸出核能電廠的消息告訴我在清大上課的學生，全體鴉雀無聲，從他們的嚴肅表情看來，可以想見內心的沉痛。他們全部是工學院的學生，我相信，他們並不是只想到工作時能否拿到高價股票。他們一定都希望有機會能參與一些計畫，這些計畫有遠大的目標，完成以後，國家的工業水準會大幅度地提高，全世界都會注意到，我們國人走到那裡，都可以以台灣為榮。
落後人家這麼多 我們真羞愧

落後南韓如此之多，國恥也。我們一定要下定決心打敗南韓，希望有一天，我們的總統也能和外國簽訂價值一百億美金的合約，如果國人對工業水準沒有興趣，這一天遙遙無期矣。

（作者為暨南、清華、靜宜大學榮譽教授）

舒國治：台灣最有意思的職業

2010/1/13【聯合報╱舒國治】

他們說，工作中同時也在玩，是最好的職業。這就像法國導演楚浮（François Truffaut）【註】說的：「我愛拍電影，而別人卻拿錢讓我拍」是一樣道理。我常在路上觀察各種人的職業，想找出他們中誰活得最好、最富變化、最貢獻社會、最充滿歡樂。最近，我發現了一件，便是自己駕駛一輛七至九人座休旅車帶著遊客觀光的導遊。

這種導遊，最好專注在某一地區，例如花東，將之探索得極是深入與熟悉，並且每開幾里地便有佳處，左右逢源，行雲流水。
他不妨將他自己平日最在行、最已然時時在遊的幾十種玩法，編成號碼，一號是某條路線，八號是「建築之旅」，十五號是「選地建自己家園之旅」等等，以網路或印刷小冊令遊客知悉，則欲遊者可以電話預訂遊程。

事實上，一個好的導遊，在開業三、五個月後，其口碑已足以使他無需再依照死板的網路遊程，完全可按照自己純熟已極的「三日遊法」、「五日遊法」來綜合的帶領客人遊賞矣。
有時有客人突然自花蓮打來電話，謂想往南遊整個東海岸，然而他的車早載了兩、三人已玩到長濱鄉的八仙洞附近；或許他便建議這客人乘火車至池上，找一家民宿，如「換鵝山房」（中正路四十五號）http://www.uhome.org.tw/huan-e/e-huan-e.htm，先住一晚，第二天一早，他的車再去接這新一組的客人，繼續玩以下兩天或四天的行程。

往往前一批的客人遊畢，在台東火車站送走，後一批客人恰好想再沿著海岸玩都蘭、泰源幽谷，甚至還想到長濱親身見識一番吳神父本人的腳底按摩；或許導遊說，索性我們順勢返回花蓮，我回家，而你自花蓮乘車返北，豈不兩便？

至於什麼是一個好的導遊？好問題。當然他最好懂大山大水，太魯閣進去的九曲洞、燕子口他會帶人看。銅門進去的清水澗的天然水塘亦能保護人游泳與戲水。他也懂隨時找到景點停車來觀景與照相，如磯崎，如石雨傘，如金樽的咖啡店等。他也不妨懂得各處的吃店，如到了台東，吃晚飯兼聽原住民唱歌（如紀曉君、黑妞），則選「搭堡」（正氣北路二七一巷七十八之二號），吃西式早餐喝咖啡，則「有時散步」（南京路一一三號）。另就是下榻的地點，這是許多遊覽者極注重之事，再者台灣近十多年民宿極多，教人不知何所選；導遊的工作便是深悉各種民宿。有時一家滿了，需要有相當多的備用之店。花蓮市介林八街七十二號的「蓓森朵芙民宿」稱得上優質的民宿，乃它雖不臨海，卻也沒有紙廠傳來的化學味。又不在飛機航道下，不至一大早吵得要死。另就是附近空氣清新，小公園線條方正；雖然房間舖大理石，然家具猶算簡潔，已是許多家庭式遊客最感安心的住宿處了。舉此一例，便是說明民宿種類之繁多，導遊必須多做功課。

然導遊的最佳人格本質，在於一種和顏悅色的胸懷與安定平靜的工作方式。例如開車必須專心與注意安全，聊天不可過多。說及聊天，有不少客人出門旅遊常為了聊天，這時導遊也須適時帶這種客人停在各處小點，令他們耗心思在這類地方，而不受他們口沫干擾。經由三五天的相處，導遊借由諸多景點，令遊客對人生的體悟更增多了許多可能，而導遊本人，也在落日餘暉送客人登車返鄉時，感到一種極怡悅極滿足卻微有一絲勞倦的快樂放鬆。這一刻也，便是他可以告訴自己，這便是台灣最有意思的職業了。

（作者為作家）

註：
楚浮（François Truffaut，1932年2月6日－1986年10月21日），他是法國著名導演，法國新浪潮（電影創作流派）的代表之一，「作者電影」的提倡者和佼佼者，與法國另一名導尚盧·高達並列。 楚浮16歲時被送進不良少年教養所，由安德烈·巴贊保釋，並把他領進了影評的園地，巴贊成為他的精神導師，也深深影響他在電影方面的觀念。 1957年，楚浮撰文預告了「第一人稱」影片的到來，以他的《四百擊》為樣板，影片充滿自傳性質，他又擅長實踐巴贊的「長鏡頭」理論，故事題材豐富多采、內容各異；尤能拍攝景緻怡人、風格清新的法式風格文藝愛情電影，令各國影迷感動回味再三至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