蔣勳 東坡臨江仙

有時候覺得，牢獄出來，死去了一個蘇軾，活過來一個東坡……

【夜飲】

許多人問起莊嚴老師寫的東坡〈臨江仙〉。這件書法多年來懸掛在我的案前，紙已泛黃。

莊老師是愛喝酒的，印象裡面，每到他家上課都喝酒。

當時常去上課的地方有王壯為老師家，台靜農老師家，俞大綱老師家，只有俞老師不飲酒，後來知道是因為他心臟不好。

王壯為老師的課在晚上，吃完晚飯後，喝點小酒好像理所當然。

王老師有外國學生，一次從希臘寄來一包乾果，外面是硬殼，白色微黃，有一點開口，裡面果瓤土褐帶綠色，入口極香，乾、脆，適合配酒。

王老師說希臘文這果子叫Pistachio，我後來去了歐洲，知道就是「開心果」，南歐特別多，也有用鹽蒜烘培，更適合下酒。

王壯為老師家裡有收藏，也常有畫商掮客帶書畫來請他鑑定。

有一次看的是唐寅的仕女圖，畫卷打開，王老師手不離酒杯，一面跟我們東聊西聊，談起唐寅考試，考取了「解元」，考得不錯，自己也得意，結果次年赴京會試，卻因為剛好碰到科場舞弊，錄取的舉子都撤銷資格，終生不得有功名，斷送了唐寅一生的名利前程。

以後常常在唐寅的畫上看到他的一方印「南京解元」，就想起這一段故事，一個落拓不羈的風流才子，好像一生能夠回憶的最高學歷就是那一場如夢似幻的「南京解元」。

王老師最後指著懸在牆壁上的仕女圖說了評語，畫商豎起大拇指說：「高明！高明！」

王老師也不搭理，繼續喝他的酒，跟我們說「開心果」配剛烈高粱的好處。

很懷念那些夜晚喝酒上課的時光，喝了酒，一定磨墨寫字。我在一端拉著紙，看老師用筆，配合他寫字速度，把紙一吋一吋拉起，不能太急，也不能太慢。寫完，端詳一遍，準備用印。老師覺得我單名，不好落上款，要我取個號。我隨口說：「引冬」，老師問為什麼是「引冬」，我說：「生在冬至。」老師點頭，就落了款。

「引冬」這號後來也沒有再用，覺得古人字號太多，光一個徐渭，又是文長，又是青藤，又是天池，又是田水月，記起來夠麻煩。決定還是單純做自己的好，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，免了字號的煩難。

嚴老師的課在下午，午餐過後，已經開始喝酒。那時不流行葡萄酒，老師輩多喝高粱大麴，高亢剛烈，入口像一線火氣，直逼殺下咽喉。腸胃一熱，逆衝向鼻腔，眼耳都受震盪。

酩酊酒酣，老師吟唱起東坡的〈臨江仙〉──「夜飲東坡醒復醉，歸來彷彿三更──」 酒入肺腑，常使人眉眼鼻端一股酸熱，沒有悲哀辛苦，卻滿眼都是涕淚。

莊老師不鼓勵替人鑑定字畫，他?我們「書畫品鑑」，第一節課就警告我們不要隨便替別人看字畫骨董，看出是假的，也不要隨便論斷。

他說了一個小故事：張大千仿偽手法極高明，有一次收藏家拿了一件石濤給大千鑑定，大千一眼看出是自己仿的，但是二話不說，讚道：「真跡！真跡！」還提筆加了題跋。

我不知道這故事真實與否，但是老師只是警告，說一件字畫是假的，會鬧出人命來。

「鬧人命的事，不能不小心！」老師說。莊老時那時正?我們「書畫品鑑」，一個老實的學生因此反駁：「那學『書畫品鑑』要幹嘛？」 老師咽下一口酒，很久很久才噓出一口氣說：「你心裡知道是真是假，可以不說嗎？」 莊嚴老師當時是故宮副院長，他對「正」院長常常有微詞。

喝了酒就更不掩飾，「某某人一生日，故宮就全掛出祝壽圖。」故宮文物對某些人來說還是「私產」，派「管家」管「私產」，好像也天經地義，管家的心中只有「主人」，文物是不被當一回事的。

【東坡】

莊嚴老師喝了酒也寫字，他寫瘦金體，執筆很緊，筆筆出鋒，筆鋒尾端卻不像宋徽宗那麼剛硬銳利，少了帝王的富貴華麗，多了一分文人的飄逸瀟灑。

莊老師寫東坡〈臨江仙〉做我畢業論文通過的禮物，那是1972年的六月，十月我就去了法國，臨行去莊老師家辭行，老師提起收藏在巴黎國家圖書館歐陽詢「化度寺碑」的宋拓本，囑咐我要去看一看。

莊老師北大畢業就進了故宮，他一生就帶著這些文物東奔西走。中日戰爭期間，文物分從陸路水陸避難到貴州。

八年戰爭結束，千里迢迢，文物裝箱運回南京。正準備成立中央博物院，國共內戰又起，文物再度裝箱運送台灣。這一批歷經劫難的文物，最初在台中霧峰落腳，到1960年代才在台北外雙溪選址修建故宮博物院，逃過戰亂的文物也似乎才暫時有了喘息安定的歲月。

莊老師常常自嘲是「白頭宮女」，從青春正盛到滿頭白髮，他的一生也就護守著故宮這些文物。 有一次他跟我敘述文物遷徙中途，常有飛機掠過，低飛丟炸彈，他便心中默禱，祈求炸彈不要傷及文物，他說：「緊張啊，一個炸彈可能就毀了一箱宋瓷，也可能毀了一箱宋畫──」 我逐漸聊解到，這一輩文人的文化信仰，他們不是為任何私人「護守」文物，而是相信每一件文物都有人類文明傳承的意義。

莊老師的宿舍就在外雙溪故宮左側，是年輕時常常喜歡去的地方，覺得坐下來，看老師喝酒，無論談天說地，閒聊，都有趣味，也都有長進。

我們都喜歡東坡，「東坡」這個名字是蘇軾下放黃州之後才有的。一個監牢裡放出來的犯官，初到黃州，寄居寺院。後來朋友馬正卿託人關說，把城東一片廢營壘的荒蕪坡地撥給蘇軾，可以蓋房子居住，可以種植一點瓜果菜蔬，飼養一些雞鴨，以此維生，因此有了「東坡」這個名字。

有時候覺得，牢獄出來，死去了一個蘇軾，活過來一個東坡。

死去的那一個蘇軾是自負的、精明的、計較的、鑽牛角尖的，熱心在政治上有表現的；而活過來的東坡是可以寬闊的、自在的，走在歷史之外，走在山水之中，走在大江岸邊，看大江東去，知道生命裡還有比政治更重要的事，知道歷史也只是已經翻過去的一頁。個人的生命，遲早都會是被翻過去的那一頁，因此可以少很多計較。

【鼻息雷鳴】

〈臨江仙〉裡我我喜歡的句子是「家童鼻息已雷鳴，敲門都不應，倚杖聽江聲」。

「鼻息」也就是熟睡以後打鼾的聲音，家童打鼾，聲大如雷鳴，這種描寫，這種詞彙，一般詩人不常用，卻是東坡詩的詼諧可愛之處，充滿貼近生活世俗的活潑。鄙俗有時候是好的，比狹窄的高雅好，尤其是落難時的鄙俗，在蒼涼中有落實生活的喜氣，不會流於窮酸自怨自憐的浮薄。

夜晚在東坡喝酒，東坡是一個地方，東坡也就是自己。

一生流離遷徙，原來總是在思念故鄉的蘇軾，到了黃州，安頓在城東坡地，也才領悟「此心安處即故鄉」。東坡，是偶然相遇的他鄉，卻也就是宿命裡的故鄉了。

下放黃州，在東坡這偏僻荒蕪之處窮愁潦倒，他人覺得蘇軾落難了，卻不知道他文學的生命才剛剛開始。

「敲門都不應」如此白話，沒有典故，沒有困難的字，平凡如日常口語，也因此那麼像禪宗隱喻，處處有機鋒。 敲了門，沒有回應。

走投無門，回不了家，可能沮喪，可能憤怒，可能徬徨，可能自怨自哀。

「敲門都不應，倚杖聽江聲。」敲門，沒有回應，也可以因此有機緣倚靠著手杖，聽大江東去的浩盪之聲。

黃州的東坡，寫〈念奴嬌〉的東坡，寫〈赤壁賦〉的東坡，寫〈寒食帖〉的東坡，如臨江之仙，隨遇而安，給了人世間一種寬容與豁達的領悟。

【此身】長恨此身非我有，何時忘卻營營

東坡的自我質問，也許應該是每一個人的自我質問。

這個身體好像是自己的，卻又不是自己的。 一天二十四小時，有多少時間屬於自己？

「此身」有可能真正屬於自己所有嗎？ 這個身體，有時候為父母活著，有時候為丈夫妻子活著，有時候為兒女活著；這個身體，有時候甚至是為公司主管活著，為股票、為房地產、為銀行的存款活著，為不知道為什麼總是丟不掉的許許多多牽掛糾纏活著。

什麼時候可以忘掉這些營營的忙碌，可以回來做一個單純的自己？ 老師們喝酒有一種悠閒，常把年齡相差三四十歲的「小朋友」當作忘年之交。

與臺靜農老師喝酒是最愜意的事，臺老師青年時遭遇的政治上的恐懼在他的字裡都看得出，他在喝酒時就放鬆了，回復本來的坦蕩自在，大氣、寬闊、也不失幽默。

臺老師八十歲以後腦疾開刀，病癒之後，很擔心寫字受影響，一連臨寫了好幾次東坡的〈寒食帖〉。

〈寒食帖〉像文人給自己的一次又一次考試，看手中的筆還能不能聽自己使喚。這一支筆也就是「此身」，在通過一切艱難、困頓、折辱、劇痛、磨難之後，還要在「營營」的吵雜喧譁裡堅持回來做自己，留下如血如淚的墨跡。

喝酒的忘年之交裡最讓我心痛難忘的是汪曾祺。 曾祺先生小個子，圓圓的娃娃臉，有江南人的秀雅斯文。但我總覺得他不快樂，連喝酒也不快樂。

九○年在愛荷華的國際寫作計畫，大陸作家同年有寫《芙蓉鎮》的古華，也有汪曾祺。《芙蓉鎮》當時謝晉拍了電影，很紅，但我來往多的是汪曾祺。 我跟汪是門對門，他寫字畫畫，我也寫字畫畫；他愛烹調，我也愛烹調，所以常常都不關門，隔著一道公眾的走廊，串門子，硬是把西式公寓住成了中式的大雜院。

汪先生一大早就喝酒，娃娃臉通紅，瞇著細小的眼睛，哼兩句戲，顛顛倒倒。

他跟我說文革時，江青找他寫樣板戲，三不五時要進中南海報告，他就給自己取了一個官名「中南海行走」。 汪先生一醉了就眼泛淚光，不是哭，像是厭恨自己的孩子氣的嗔怒。

做政治人物的「行走」大概有許多委屈吧。 喝醉了，他把自己關在密閉房間裡抽菸，一根一根接著抽，煙多到火災警報器尖銳大叫，來了消防車，汪先生無辜如孩子，一再發誓：我沒開火啊── 我俯在他耳邊悄悄說：等他們走了，我們把警報器拆了── 我們真的拆了警報器，他因此很享受了一段狂酒狂菸熱油爆炒麻辣的日子。

最後一次見汪先生是在北京，朋友告訴我他喝酒喝到吐血，吐了血還是要喝。

我決定不帶酒去看他，他看我空手，跑進書房，拿了一瓶老包裝的茅台，他說：這是沈從文老師送我的酒，四十年了，捨不得喝，今天，喝了── 不多久曾祺先生肝疾過世，我拿出他送我的極空靈的〈墨蝶〉圖斗方，自斟自飲喝了一回，祝禱他在另一個世界可以沒有為政治「行走」的痛苦，也沒有警報器「監視」的干擾。

【2010/05/14 聯合報】